小語種文學翻譯面臨生存壓力正是目前外國文學在文化消費市場上所占份額的反映。來自文化氛圍的、教育背景的、市場環境的種種原因,正合力將一些東西擠出當代中國人的文化視野。
李清先生對《新京報》書評周刊的專題“小語種翻譯的現狀和憂思”頗有不滿,認為小語種的翻譯人才并不缺乏,無需媒體“憂思”之勞。以一名讀者的眼光檢索近年的中國出版界,得出“小語種的(文學)翻譯人才并不缺乏”這樣的結論,似乎有些勉強。眼前最有意思的例子是捷克作家赫拉巴爾的文集。這個文集原計劃出版19冊,但2003年至2004年間連出六本之后就沒了下文。
相關出版者在接受采訪時稱,此前六本作品的譯者全都超過了70歲,翻譯工作難以為繼,出版社方面自然也只能忍痛暫停了出版計劃。
而此前王曉鷹導演制作《失明的城市》,據《新京報》觀劇調查,4成觀眾是“沖著原著而來”,薩拉馬戈在中國讀者中的影響力可見一斑。但這位小說大師長篇作品的中文版,多少年來就只兩部。多個出版計劃因為找不到譯者只能擱淺。這樣的掌故在文學愛好者中廣為流傳,想來李清先生是沒有聽說過的。
李清先生指過去幾十年東歐語種人才較多,翻譯水平較高,與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政治環境有關。這個說法當然能成立。不過需要提醒一句的是,東歐語種因為此前的著力栽培,人才儲備較為豐富,社會關注度也更高一些,但即使如此,依然出現了“后繼無人”的議論——駱駝都要瘦死了,何況幾匹小馬?
小語種文學翻譯是否堪憂,不同的人回答,結果或許不同,不過小語種文學翻譯的現狀如何,也是不言自明的。
關鍵是要不要給小語種翻譯開藥方,開個什么樣的藥方。
按照文學翻譯專家的意思,由政府承擔起培養小語種文學翻譯的重任,讓國家出錢把一部分“盜火者”養起來顯然是不合適的,何況擔著“盜火者”重任的人,也不該受到任何類似的供養。
這就好比之前討論,“政府是否應該負擔作家的基本生活”一樣。和其他文化活動一樣,文學翻譯也是一個直面市場的活動。完全沒有市場價值的翻譯,自然也是毫無價值的。反過來說,有價值的翻譯活動,也需要通過市場來實現價值的轉換。如今小語種文學翻譯出了問題,自然需要從市場上去找原因。
去年下半年,曾經爆發過一場關于“翻譯稿酬”的討論。翻譯家代表與出版社代表各執一詞,爭論不休。翻譯家認為稿酬太低影響翻譯者的積極性,出版家認為翻譯難度降低,譯著市場偏仄,目前的稿酬反映了實際情況。
需要指出的是,參與那場討論的翻譯者大都出身“大語種”,討論得雖然熱鬧,卻照應不到小語種的現實。畢竟英、法、日、俄諸語言學者眾多,從中遴選語言功底過硬,又熱愛文學的譯者雖是難事,卻并非不可能。因此,盡管總的譯文水平大大下降,但并未影響到“大語種”的出版活動。
對小語種來說,學習者的基數較小,從中尋文學愛好者不易。何況,由于學校教育過于強調語言能力,而忽視包括文學能力在內的綜合能力的培養,能做文學翻譯的更是難得。隨著對外交流活動的增加,語言水平稍高者即使不能進入某些特定的領域工作,也能謀到利潤豐厚的翻譯差事,比如翻譯技術文本或者從事口譯工作等等,甚至可以去譯些外文暢銷書,而沒必要對著千字60元至80元的出版翻譯稿酬生悶氣。
事實上,包括小語種在內的文學翻譯活動面臨這樣的生存壓力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這正是目前外國文學在中國文化消費市場上所占份額的反映。來自文化氛圍的、教育背景的、市場環境的種種原因,正合力將一些東西擠出當代中國人的文化視野。當然,這已經不只是小語種文學翻譯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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